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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丰三队,在我们职工队的后面(北面),是可以沿着村西的土路直接到达的。三队是个老村,那里有许多50年代的草房,村落的布局也是时丰常见的“新人村”样式。

在勤杂班劳动的时候,经常赶着小牛车去到那里拉各种各样的东西,村民是比较“老上海城市平民”的那种,穷但不土,那年头也多五十上下年纪了。

78年离开职工队回到四岔河做工,新三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这些年倒是经常开车由分场向西,转弯往北面去,只是无论新旧,三队都没有了,回首眺望远方,职工队也没有了。

周国平说:“如果把人生比作一种漂流——它确实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漂过许多地方,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漂过岁月之河。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

我想,我们的记忆老是“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大概是害怕孤寂,为了在岁月里漂流,而不感到陌生吧。

回忆故乡,想念那方热土,思绪便会流连徘徊于那片广袤的土地,蔚蓝晴朗的天空下除了广阔的田野还有隐隐约约的村庄,村头上空的那面红色小旗在阳光下迎风飘扬;草丛、沟渠间飞舞着红色的蜻蜓,时而有蚱蜢谭飞振翅;一群肩扛农具的村民拖着长长的身影,而泥土小道上覆盖着他们一轮又一轮足迹……

我试图刻意去忘记,可梦里却经常出现春天里的槐花和盛夏时的白杨,通往时丰的那条土路好像也被美化成绿荫小道,甚至还能听见自行车车轮滚在路面上而发出的沙沙声;时丰二队的果园弥漫着清新怡人的果香,而分场的小卖部也不时传来男女的欢笑声,围河的河面上浮着鲜嫩的水草,空隙处有一群群如针细大小的小鱼闪着光点,再向西一个小转弯往北,田野竟如此开阔,时丰新村完全印入眼帘,甚至还能看见新村西北方向的老三队。

八十年代的老三队处于衰退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东侧的新三队,我在该村没发现几户人家,印象里有村头路东第一排的王宏伟和王章丽兄妹,路西中间一排房子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董伟和董昌勇兄弟,另一户是顾伟、顾庆、顾敏,而最后一排只有一户人家,那是郁伟和郁冬兄妹的家,他们兄妹俩居住的那排房子好像是废弃的集体食堂。

整个村子显得破败不堪,没有人气,我来该村缘于工程队在此建水塔,当时,我只是一名小工。在此期间,由于和他们年龄相仿,很快成了朋友。新三队的孩子听说这里在造水塔,也过来凑热闹,大多数是为了找工作而来,不久,郁伟、顾敏和新村的吴建平、倪明、“姜子”都加入了水塔帮的行列。

我们建水塔的位置就在郁伟家的屋山头,闲下来时常去坐坐,郁伟家里没有什么摆设,可能是房子太大的缘故,里面空空荡荡的,非常寒酸。郁伟的父亲有病在身,家里全靠母亲维持,印象里其母温和、能干。有时,我会和郁伟兄妹俩去逮蛤蟆,然后扒皮,用蛤蟆肉钓龙虾,那时候的龙虾真多,可以说取之不尽,一会就可钓一铅桶。

顾伟家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并且在他家蹭饭、睡觉。我和他们兄妹三轮流做过同事,而时间最长的就是长子顾伟,他比我大几岁,我们在农场做了还不够,在上海又做了几年,哈哈。当时我是和他弟弟顾敏要好,新村和老村的人都叫他“戆老三”,我却没怎么发现,要么我也老戆的。

不过,我还真跟他做过一件戆事,那次在大礼堂看戏,台上一对男女在唱“一支小雨伞”,顾敏居然站在长椅上,并打开手中的雨伞乱挥,引来周围许多目光,顾敏自觉有些尴尬,正下不来台时,我噌的一下跳到椅子上帮他助威,我们俩把握着一把雨伞坚持到这首歌结束,呵呵。

几天前闻听其父在上海去世的消息,心里为此有点难过,顾老矮矮的个子却不乏男人的大气,曾经的苦难也没磨灭他的风趣,他经常和别人调侃,因为摸了阿嫂一记大腿来农场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顾老出生在上海,由于孩子多且住房小,十几岁的他因为半夜起来方便,不小心碰到嫂嫂的大腿,由此闯下的横祸。

嗨,有许多这样来农场的前辈,有的为一句话,有的为一只馒头,有的为几角钱,这些证据便成了他们难以洗刷的罪名,虽然后来平凡纠错,但他们的青春却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耗尽。

新村要比老村闹忙,孩子很多,而当时玩得最好的就是上述三个人名,倪明的姐姐和我是同学,吴建平的二姐也是我同学,“姜子”的姐姐好像也是,可有点模糊了。他们三家住在一排平房里,位于村子最后一排,再后面是食堂,那时食堂已变成俱乐部了。

除此,三队有个“三老板”是不会忘的,那时候我和她挺谈得来的,并以兄妹相称。三队的大人对我都很好,我吃过好几家饭,也在好几家住过,我帮着大人在棉田里锄过草,记忆中三队都是旱田,不像我们庆丰都是水稻田。

那时候生产队都实行承包责任制,所以三队小朋友一招呼我就去了,劳动回来,我最喜欢吃吴建平妈妈做的酒酿圆子,吃在嘴里凉凉酸酸的;同样我们家水稻田农忙了,三队的小伙伴也来帮忙,爸爸妈妈会在家张罗可口的饭菜迎接他们。

记得最早离开农场的是吴建平和“戆老三”,没走多少时间,我就去上海看他们了,吴建平当时住在南京西路(伊拉阿娜额房子),我在那老式公房里住过一宿,“戆老三”住在复兴路。

时隔多年的事拿来忆一忆,文中的小伙伴大多去了上海,留在农场的只有我和王宏伟兄妹俩,我不知道这些小伙伴在上海有几许沉浮?不知道可否还记得在王宏伟家里“乌驹烧大麦”的情景?是否还会想起水塔帮的师傅和那帮同患难的兄弟?

我思绪万千,望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曼妙起对昔日的依恋,而此刻我也开始慢慢明白,有时候我并不是真正思念这块地方,当我重新站在这块大地上,我更多眷恋的是童年以及发小,还有无法找回的青葱岁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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