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愚先生(—）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助推者，被誉为“人民教育家”。颇为遗憾的是，先生一生鲜有教育或高等教育方面的专门著述，所以只能从她的教育实践当中反衬或反推其思想，特别是她在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首创实践——通常这些举措有其中的一、两项就足可以青史留名。这些之所以称作首创实践，概因为新中国的高校采取了迥异于西方大学的管理模式，甚至和苏东的模式也不甚相同，这就注定了我国高校要做很多前无古人的首创性举措，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在“无人区”中探索前行（这么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很早就进入“阿里地区”了）！在这种“无古可师，无邻可助”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强大教育教学理论素养和过人的勇毅，否则，断然不敢做这些尝试或探索。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俯视，发现先生几十年前的预见都变作现实，而且大都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可和大众的高度赞许。可以说，先生眼光的深邃高渺，只有后来人能知晓和体会。
一、红色教育者首要的是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革命斗争事业
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红色教育家，首先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其从事教育的经历是否足够的长；其次是参加革命事业早且持之以恒。先生自年开始就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教员，之后的十年间，虽然暂有脱离教员岗位之时，但是没有脱离文教战线、抗日的第二条战线，先生参加了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在党的外围组织——职业青年妇女俱乐部起核心作用。在此期间，先生以笔做刀，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抗日救亡的和其他主题的进步文章，对普罗大众宣教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沪期间，先生通过“在做中学”的方式，以仅学习两年俄文的“薄弱”功底，直接进行了“高难度”操作——仅用三年时间就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著《在人间》并公开出版。这个“神操作”使她不仅成为这部名著的首位中文译者，也使先生“一战成名”而位列翻译家行列，同时先生的俄语语言文学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为后来她游刃有余地从事高等外语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她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徒步行军来到东北佳木斯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从事教学工作，其中她讲授鲁迅、夏衍等当代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备受学生欢迎。从年起，她长期从事外语教育工作，先后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等职务（详见后附“王季愚年表（节录）”）。如果从年开始学习俄语算起，她以外语、语言为工具，为党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服务整整51年。从她培养的学生人数看，自年创办哈外专至年病逝的35年间，培养造就了数以万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外交外事工作急需的外语人才。可以说，在我国的近现代教育史、红色教育史上，先生是独一无二的女性教育家，在外语教育岗位上长时间连续担任领导和校长职务，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外语人才，也是相当少见的。因此，把先生称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奠基人、先驱者，誉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一点都不为过。
二、红色教育者关键是在教育实践中把好青年学生成长的“方向盘”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被王季愚校长喻作把好青年学生的“方向盘”，非常重要！这在现下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重大问题。当时大面积的国统区、日占区的人民刚刚脱离苦海，深受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亟需破除和推翻；另一方面，党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说近于“一穷二白”，除了有干部培训色彩浓烈的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尚没有成体系的关于高等教育的著述和现实的样板，遑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无样板可师的情况下，年王季愚就在年终工作总结中说过这样两段话：学生们“学政治课的目的，是在毕业后能有正确的远大的政治目光，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世界一切大事，能以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为人民服务”；“如果同学对我们的教育目的认识不够，将来对事的看法不够正确，不远大，我们的目的便要落空，这是人民很大的损失，故同学都应重视它，如同重视俄文学习一样”。如果把这里蕴含的政治性话语“翻译”过来，就是“学校怎么可能只有流利的外语而没有理论思维和政治信念？所培养的人怎么可能只有知识而没有远大理想呢？”应该说，先生对高校学生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就是后来的“又红又专”、“红”字当头的教育理念先声！正如先生所说的：“德、智、体也好，德、智、体、美也好，德、智、体、美、劳也好，礼、乐、射、御、书、数也好，都是全面发展，又都是把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放到第一位。士先志，士先识器而后文艺，也都包含有这个意思。”在先生眼里，没有比“把学生培养成一名革命者”更为重要的了，因而，她反对用单纯军事观点、经济观点、技术观点“冲击”教学，而是把“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政、经济建设各方面的翻译干部”作为教育教学的指针。
先生不仅认识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培养大学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开风气之先，率先在高校之中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组建了一支学历水平高的师资队伍，其中一些是俄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这为其后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俄语教学的尝试，奠定了基础。这体现了一名红色教育家的果决果敢和办学路上的探索精神。在教学内容的探索上她独具匠心，很好地体现了首创性。当时《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重要时事文件的俄文文本刚一发表或公布之时，就被她选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进行教学，在学生总学时被限定死的情况下，既保证了把大部分学时（总学时六分之五的时间）用来开展外语专业教学，同时又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一举多得，有效克服了外语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机械割裂的教学方式。这就是当下教育界“热捧”的课程思政最早探索，这种融思政课于外语教学的形式，放到今天非但不落后，而且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另一方面，很好地体现了延安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本质和精髓、抗大的“三八精神”（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化解了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占用学时，与外语教学所需学时多的矛盾）。
综上，王季愚先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性和重要性具有超前认知，在行动上很好地实践了红色高校的校长定位：在学校里校长不仅仅承担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更应该成为（或首先成为）革命者和政治家。
三、红色教育者在具体办学治校实践上要有首创开创精神
（一）率先试办研究生教育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俄语教学从实践到理论普遍是由苏联人或苏侨担任，这种在教学上过分依赖苏联人（苏侨）的现状存在极大的隐患。王季愚领导的哈外专是新中国首创研究生教育的外语学校，在国内外语教学上率先开设研究生课程,按苏联副博士标准培养俄语人才，开创了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先河。后来发生的中苏关系破裂等已经证明了王季愚校长的远见卓识：当四年后大批苏联人（苏侨）回国或迁居其他国家的时候，我们培养的自己的俄语“研究生”已经有多人，从语言实践教学到语言理论教学等应有尽有，可谓数量充足、门类齐全、质量合格，完全可以承担各项教学任务，从而平稳迅速完成过度和交接，学校担负的向国家各条战线培养大批俄语翻译的任务因此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二）率先试办少年预科教育
古语道：“拳怕少壮”“自古英雄出少年”，这特别适合于语言的学习。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少年时期孩子们的语言学习正处于活跃期，对于语言特别敏感，特别有利于语言的习得，因此体现在俄语学习上就是越早越好。故而在年5月，哈外专在王季愚的倡导下，招收了一批中学生，试办了一期少年预科班。王季愚认为学外语年龄越小越好，实践证明她试办少年预科班是正确的，是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的。预科班的学员俄语学的又快又好，他们当中出了不少各界名人，如曾任我国驻俄罗斯等国大使、曾为三代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的李凤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从哈外专调入解放军外语学院组建俄语专业，任教50年、培养俄语干部千余名、硕士研究生百余人，获得总参首届“人梯奖”的丁昕；曾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的王福祥等。后来先生在调任上外之初即与上海市教育局共建了附属外国语学校（简称上外附中）、附属外国语小学等教学部门，都是这一理念的延续。
王季愚校长开办的少年预科班，开创了我国正规高等院校少年外语班的先河，成为以后少年班（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等）的先声。现在来看，其实最该办少年班的是外语院校（专业），因为这更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三）前沿的学术建校思想
年，在速成教学（翻译干部培训等）告一段落、已经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教师队伍和自己编写的稳定教材之后，王季愚校长又适时提出了“学术建校”思想。年召开的第一届俄语教学研究会议，是哈外专开始“学术建校”的重要标志，由此，学校由教学一个中心正式步入了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发展阶段，从而保证了哈外专俄语教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奠定了俄语教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她说：“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我们就必须根据苏联的先进外语教学经验，培养称职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师，借以提高教学质量。而培养和提高教师的中心环节则是提高教师的语言科学理论水平及实际掌握语言的能力，开展科学教学法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办学校必须从学术研究着手，单靠改进教学方法还不够，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外语理论水平”并贯彻实践之：通过聘请苏联语言专家来校讲学、举办研究生教育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在王季愚校长的支持下，王超尘创建了俄语理论课体系，使哈外专成为全国最早开设俄语理论课的学校。
基于本校在全国领先的教学与科研实力和当时全国专业俄语教学与应用的需要，王季愚院长等几位主政的俄语教育家提出了三大工程：编一部能反映最前沿水平的俄语语法辞书；编一套体系完备的大学专业俄语教材；编一部收词最全、释义详尽的大型俄汉词典。前两个项目在上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也成为学术建校的两大成果：编撰出版了驰名全国的俄语教材和誉满国内外的俄语辞书。第三个项目因种种原因，直到世纪末的年才出版《俄汉详解大词典》。
王季愚先生特别注重科研阵地的搭建，很早就认识到期刊的价值：“校刊的任务就在于帮助全校教师深入学习，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积累我校教学经验，以便提高我校教学水平。”在哈外专时期，就倡导出版了内部刊物《教学工作通讯》，之后转变为正式公开发行的《外专校刊》《俄语教学与研究》，后演变为现在的《外语学刊》；年，经王季愚提议，上外恢复学报《外国语》，年创刊《外语电化教学》，年创刊《阿拉伯世界》和《外语语言教学资料导报》，为教师提供了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
王季愚先生在《外语教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曾说：“对外语教育来说，除了必须遵循‘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坚持‘三中心’——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加强‘三材’——教材、人才、器材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外，还需要突出一个‘外’字。”这是她在哈外专时期倡导的“学术建校”的思想延续和总结，可以概括为“三基、三材、三中心”。这种思想就是拿到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建设中也不显落后。
（四）前沿的开门办学和国际化办学理念
王季愚从事外语教育以来，始终强调学习外语和学习母语同等重要，学习外国语首先重中国语文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并在开展俄语教育同时就有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多语种教育的构想。年经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命王季愚为院长，学校开始向正规化、多语种外语大学迈进。建院初期，一方面大力加强俄语教学质量，一方面积极进行英语、德语等专业的筹建工作。年11月，学院聘请的英德法语教师20余人陆续到校，这是德语班教师；年，西语系正式成立，几十年后成立的西语学院或许就是对先生前沿理念的一种应答和回响；后来又开了日语专业。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她提出“高校开办附属外国语学校和出国留学生预备部，初步形成一条龙的办学体系”的思想，这些都是依据外语教学规律做出的决定和构想。后来先生到上外之初即和上海市教育局共建的上外附属外国语学校、附属外国语小学以及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培训部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延续和变现。在上外时期，在新形势下，王季愚提出了新的办学思想：外语学院的专业要拓宽，课程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学类专业，要创造条件逐渐向外国语大学过渡，等等。
她在哈外专、哈外院时期，聘请了许多苏侨老师和教学辅助人员，提倡学员一进校门就开口说俄语，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语言实践小环境，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外语人才。在上外时期，她又利用上海的地缘优势，积极聘请外教和外国专家；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有效措施（在哈外专、哈外院时期就进行了初步探索），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国际交流；倡导“开门办学”，将学到的外语专业知识与技能运用于实践中等。
黑大现在的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乌克兰语，对外汉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和国际交流等；上外现在的多语种、小语种，跨文化交际以及由单科的外国语学院向多科性应用学科外国语大学方向发展的定位定向等，都有先生的影子和影响。现在回望，这和她曾经作为脱胎于培训性质高校的校长，和她深谙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是分不开的，所以有了“服务社会”的雏形：开门办学和国际化办学。
四、红色教育者必须要有“留得清白照人间”的高贵品质
年元旦，王季愚先生提笔写了一首咏《水仙》的诗：“扎根雨花石，润育长江水。清白是一家，含笑迎春晖。”这既是她的自励自勉，也是对她一生的白描。大凡一名教育家首先是无私的，燃烧自己照亮后昆，泽被后世的人；其次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这两点王季愚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超额”做到了：作为一名干部，她做到了正人先正己、律人先律己，儿子开车不慎肇事，她按照规矩包赔了给单位造成的损失；作为一名领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坚持实事求是，不唯成分论，更看中个人的现实表现，保护了很多所谓的“成分不好”的学生、教师和干部；作为一名母亲，她心有大爱，护佑了一批十年动乱期因父母被错误纠斗和关押而失怙的青少年；作为一名党员，她严格要求自己，无私奉献，如她将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作党费，虽然不至于家徒四壁，却也是过着极简生活。
早在年12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主编的《爱心的回响——缅怀人民教育家王季愚》纪念文集，记述了王季愚先生的革命经历和教育实践历程。戴炜栋为该文集所作的代序《真诚的回报》一文，明确指出：“王季愚同志是我校自年建校以来第一任由国务院任命的校长。她于年来校，年逝世，在我们上外工作了整整十七年。她的教育思想，办学经验，工作作风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是在她逝世前三年为上外制定的办学方针、发展方向以及为之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我校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学校为曾经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出任过校长而感到自豪。”“她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她严以律己，光明正大，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以自身的道德感人。她的个人家庭生活充满了不幸，但她以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宁愿自己默默忍受，丝毫不想伤害别人。她是一位坚强而高尚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与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应有气度的完美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册纪念文集是一本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史料”，“也是一本中国教育史料”，“又是一部道德教科书”。6年2月，赵劭坚、傅善卿、李良佑合著的《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在题为《平凡中的伟大》的序章首页，作者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人民教育家王季愚一生言行，体现出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平凡中的伟大，这就是王季愚的一生。”
“来亦清白，去亦清白，来去清白；生无所求，死无所求，生死无求。”这幅挽联是王季愚73年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她真正做到了“来去清白，生死无求”，真正做到了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附：王季愚年表（节录）
年1月―6月，抵辽宁省海龙县梅河口东北局，先后在《东北日报》社、海龙县委宣传部工作。
年6月―年1月，到佳木斯，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文学系副主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年12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政治处主任。
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代理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年底，任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年，任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党总支书记（总支改党委后任党委书记）、校长。
年7月，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年7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年5月，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其中年1月―年4月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年12月，被推荐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年8月，被重新任命为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年5月6日，医院。
（摘自赵劭坚、傅善卿、李良佑：《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6年，第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朱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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