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里林泉我带炖肉去看你上

文章摘自《巷里林泉》作者：故园风雨前

原文较长，分上中下三篇来发布

上个月去探望了大伯，他住在京郊一家敬老院。刚住下半个月。

“他不大喜欢那里，嫌远，说朋友们看他不方便。吃得也不满意，菜不合口味。没交到新朋友，反正聊不到一起去。但也不想再去跟儿子一家住，他怕打扰他们—其实更怕他们打扰他。”我爸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两兄弟已经通过一个很长的电话，大伯大吐苦水。我爸说完沉默了一下，想是心里心疼他大哥。

“……他有说缺什么吗？我带什么东西去呢？”我问。我也知道这是不着四六的话，虽然看上去很“懂礼数”，但大伯缺的东西我哪里拿得出来。

“你不要提前告诉他要去看他啊！”我爸叮嘱我，“你先告诉他临时又有事去不了，这不是叫他空盼一场吗？”

“不会，没什么事比看他更重要。”

“好吧。东西他说他什么也不缺。”

要说我们这边的晚辈子侄里，最熟悉最了解大伯的人可能是我，因为我大学四年的大部分周末，是在大伯家过的。说出来也难为情，我当时自觉已是顶天立地的一条，但家里对我独自去北京念书还是不放心，觉得我“昏”，拜托大伯照管我。所以大伯有监护之责权。四年中我跟着他去魏公村自由市场买菜买鱼，去中华书局买书买画册，去中关村买碟买唱片。冬天到他老同学家吃大菜，冒着鹅毛大雪。夏夜从西单音乐厅出来，淋着细雨小跑终于赶上末班车。我们曾站在街角一起撸过串儿，那时北京兴吃一种电油锅炸的羊肉串。我们曾一起顶着大风追过无照经营的破卡车，因为车斗里是他志在必得的春笋。那几年大伯的生活，假如按场景分，大致，无非，分成两半，一半是工作日在办公室伏案，另一半我上面基本概括完了。

我也怀疑家里亲戚长辈最了解我的人是大伯，因为大学四年中我的生活账目全归他督察审批，大小考试的成绩也要向他报告—难死了，我这四年。一个钱一个分儿，多少次我企图瞒报谎报，哪次又成功了？“你这个月底没钱是因为上上个星期你连着吃了四次馆子，去看展览你是打面的去的，超支严重。”“古代汉语怎么八十分都拿不到？我叫你看的那两本书你看了没有？—绝对没有。”

我跟大伯的关系，老实说，并不像想象中的伯慈侄孝，根本不怎么亲和温暖。他对我像是在研究工作上带一个学生，那种成绩稀烂但走后门硬塞给他的学生，他不得已，常常无话可说是因为不得不憋着满腹牢骚。我对他像宝玉对贾政，战战兢兢，时刻都有东窗事发的忧惧。又或者像方鸿渐与老父方遁翁，每每被他看穿：“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然而微妙的是，我们逐渐也都知道对方怎么看自己，他知道我当他是贾政，我也知道他当我是关系户差等生，他知道我知道他当我是关系户差等生，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当他是贾政，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反正啥都知道了，知道之后我们形成了一种很新型的亲属关系，我背着他斗胆说一句：像搭档。我们是逗哏和捧哏的关系，他负责嘲讽、下套儿和指点迷津，我负责聆训、马屁和茅塞顿开。后来久了，他允许甚至喜见我的毕恭毕敬掺了假，我唯唯诺诺的笑里藏着刀，大概觉得滑稽有趣。时不常我也给他来一句，他受了窘不仅不生气还乐，好像为自己竟然也能感受到窘这种滋味而新奇惊喜。

我工作以后虽然定居北京，但成天出差，去看望他并不多。这个么，倒不完全赖我，我一般一到周末就会打电话给他，为了显得懂事，有心有肺。但我大伯，真不是一个常规的大伯。

“大伯，我出差回来了，星期天我来看看您？”我说。

“不要来，我要去同学家吃饭。”他说。或者：

“不要来，我冰箱里没东西了。”意思是不能做饭给我吃，而他又不大肯出去吃。或者：

“不要来，老扈老郑老朱他们要来。”意思是做了水晶肘子可没我的份儿。或者：

“不要来，我忙死了，一篇稿子在收尾。”

“那咱们就去白石桥那儿吃个饭吧，新开了一家羊蝎子。”我说，饭总是要吃的啊。

“没时间没时间，我要收尾—什么叫羊蝎子？”他都不知道羊蝎子。

“就是羊脊椎骨，很香哒啦。”

“以后再说吧，我要收尾。”他说，留了个活扣儿。

这事儿我印象很深，果然又过了一星期我再打电话，他竟然同意出来吃羊蝎子了。我先回家里接他，一见面吓我一跳。他戴了一个充气脖圈，形状像三个甜甜圈摞起来，他钻进洞里伸出头。最顶上的甜甜圈已经抵住他的下巴，强迫他一直半仰着头。原来他近期伏案太多，终于惹翻了颈椎病，不仅颈椎，整个脊椎都受到压迫牵连。医院，拿回这么个器械，医生说：不许摘。所以他一直就忍着疼不敢摘。开心的是稿子终于收尾。

他一边换鞋找帽子一边往外走，不能低头，只能两个眼睛使劲往下看。平常他很少戴帽子，想来是为了掩耳盗铃遮一遮脖圈。脖圈确实很抢眼，鼓，里面充满了气，旁边还有一根细细的尼龙绳子垂下来，绳梢坠个塑料头儿，悬在他肩膀上面轻轻晃着，灯绳似的。他把阔檐帽往头上一扣，眼睛都快挡住了，灯罩似的。笑道：“我像不像莎士比亚。”他是指自己的脖圈很滑稽，像莎士比亚那个累赘的花边领子。这就算自嘲了。

“不大伯，您像盏台灯。”

等羊蝎子上来，一大盆看着这痛快，我欢快地啃着，他却很迟疑，撕下几丝肉之后就停了，把手里的骨头反复端详。羊蝎子的肉确实不多，因是专为筋头儿巴脑爱好者发明的菜肴，乐趣不在大块吃肉而是索隐探幽。

“这盆是不是上桌客人啃过一遍的？”他说。他好不容易论文收了尾，脖子都坏掉了，到头来却吃不上一块肉……我也没有脸再啃下去。结完账我灰溜溜地要走，他叹气道，“下周我们吃生炒排骨吧，我准备一下，刚好一个广东同事送了我沙茶酱。”

人生真是很怪，而且过了四十越来越怪，那些年发生过多少国家大事，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人生大事，却根本就稀里糊涂，倒是一些屑末小事，可谓人生碎茬儿，我倒记得清清楚楚，还越来越清楚。我们往回走到民院南路的路口，我打算去坐车了，临行前他说的，生炒排骨用沙茶酱腌足一小时，比什么调料都出色。街边霓虹灯很耀眼，他帽檐以下的脸上映出红黄蓝绿的油光，大概也是想到排骨的缘故，他睁得很大的眼睛也精光四射，像年节里的彩色灯泡。“下周回来吃吧。”这盏华丽的台灯说。然而后来我没能去吃，因为临时又出差了。

敬老院在郊外，也还算好找。虽然离大路不远，但已经是乡村风景。田里种麦，麦上蜂虻嘤嗡。路边杨树叶子哗哗闪烁，反着青光银光。沟里没水，遍布牵牛葎草，卷须横流倒像波涛。岸上密密生着一长溜鬼针、苣荬和蓟草，零零星星开几点黄花紫花。麦田上来的风吹在脸上像烘干机里喷出的热气，人一下就蔫了，直想找地方躲。这就是北方的盛夏，强烈粗犷辛辣辽远，风里有亘古如此的气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就被这气息震慑了。

大伯是在城里住惯的人，他家那座老塔楼里一梯六户，全是他们单位系统的熟人，他常来往的邻居就有好几家，一出门就不停跟人打招呼，他不愁寂寞，他遗憾的是不够寂寞，安安静静写字看书的时间似乎总是不够。这下好了，住到乡下来了。

我也曾问过大伯，为什么会留在北京，为什么当年没有回上海，为什么再也没回上海。好像一般上海人总想回他们上海的。大伯的回答是，不回答。当时我们刚刚吃完饭，他一时还没离开，抱着两臂，与我闲话。话头是我们议论那些在北京很难买到的上海菜蔬，他表示非常怀念。我不明白他与其在北京上天入地求之遍，为什么不干脆回上海生活，就问他。他不回答。抱着臂，不看我，看对面的墙，我以为他在思考怎么回答，结果半天他垂下眼睛，说：收了吧。叫我收拾碗筷。其实我大略也能推断出不回的原因，毕业分配啦，工作单位啦，结婚生子啦，等等，但实际上我后来逐渐意识到，在这些原因之上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愿意，他爱北京。他是我知道的极少数，爱他乡远超爱家乡的上海人，能回去也不回去的上海人。

即使老了，除开偶尔回去探探亲戚，他也不想所谓叶落归根，的上海人。

我推门进了大堂，工作人员问我来看望谁，我说了大伯的名字，刚要描述一下他的情况以便他们了解，话还没出口呢就有三四个护士说：“噢，杨爷爷啊！”立刻就有人带我上楼。真没想到他在此间会这样出名。电梯门一开，我尚不及出去，却被一男一女两个慌慌张张的人先冲进来，差点撞上，只听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您二位还回屋么？—我看张奶奶好像还等着呢……你们跟她说好这就走了吗？”原来是位护工，追到电梯门口。我出电梯时听见女人在背后声气低哑地说：“那个，我们就不再进屋了，她今天一直说要跟我们回家，说了一整天。这要不是说出来上厕所，我们根本别想出来了。”她话还没完电梯门已经关上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敬老院，也不是第一次见这类情形听这类话，但我还是觉得刺心。有时在那些没能及时入睡的夜里，这类情形和这类话会自动占据我的脑子，我会不由自主去跟随它想象它，等腾地意识到，已经晚了，恐惧和伤痛已经折磨了我很久，很逼真很具体很扎实。

护士带着我穿过二楼大厅，大厅里空空荡荡，只靠窗的角落里有一桌老太太们的麻将，还是三缺一。也不热闹，只听见一句断断续续的老北京话，“你什么……时候打的啊，我……都没看着……”

又拐了两个弯，护士先进门通报，我往里一看，大伯拄拐站着，他两边还各站着一位老人，左边的我认得，是扈阿姨，右边的我也见过，反正是大伯的朋友。大伯看见是我，愣住了，瞪着眼睛不说话。我叫他，他才说话，“哎呀，没说要来啊？”又介绍他的朋友给我，让我叫人。我都四十多的人了，他还按照早先的规矩让我叫伯伯阿姨。我一边叫一边观察，似乎他这两位朋友正要离开，我进来之前他们必定正在惜别。果然扈阿姨说：

“没关系的，外面马上就能叫到车子，很便当的呀。”她说着就把手机拿到大伯眼前，要给他看桌面，“喏，我女儿给我弄的一个软件，晓得吧，专门叫车子的。”口气美滋滋。

大伯一看就搞不清状况，问：“那么要是人家出租车司机不肯来呢？嫌太远呢？”

“不是出租车是私人的车，现在私人的车子允许他们载客的。我叫的车子就在附近。”

“我讲，黑车还是不要去坐它啊，没有保障的啊。”对不是出租却想拉活儿的车，大伯的认识还停留在黑车上，不知滴滴、优步为何物。

“不是，人家合法的！不跟你讲了，这是新事物—新—事物。”扈阿姨很得意。旁边的伯伯跟我大伯差不多大，却没有拄拐，想是相当硬朗。“合法的合法的，老杨你放心，合法的。”他附和。

大伯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话，大概是多少年来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做权威做惯了。他本来一筹莫展，忽然想起我，笑道：

“好了！”转头对扈阿姨他们说，“她送你们回去！”不等他们反应，他又转回来对我说：“扈阿姨住在劲松，毛伯伯你还得送他回北大。他们两个一东一西，你辛苦跑一趟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转向他们：“我侄女儿送你们，解决了！”

这叫什么话，我刚到啊大伯，坐都还没坐，连话还没说一句呢。哪有这样的啊？！我心里嚷，又好气又好笑。但压根儿插不进嘴，他一直朝他们说：“这下问题都解决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沉浸在喜悦中。

“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我又想到他以前常跟我说的这句话。这老头当真古怪。

然而扈阿姨他们坚决不要我送，一是他们马上就开始演示叫车并且立刻就成功了；二是，人家这才叫通达人情世故，都说：“你侄女那么大热天大老远来看你，你水也不请她喝一杯吗？”扈阿姨一迭声叫我坐。我大伯亲眼看到扈阿姨手机软件上显示的叫车成功，见证了新事物的厉害，一时也讪讪的，笑谓我：“坐吧。你—吃葡萄。”桌上有一盘葡萄。

我赔笑拣了一个正要吃，瞥见果蒂竟然有点霉，只得悄悄扔了。又凑上去检查，把几个不新鲜的都扔进垃圾筐里，趁他们说话。我估计大伯现在这眼神是发现不了这些细小的问题了。他们又寒暄了一阵才离开。大伯硬要送人家去电梯。一边走一边还解释：“不是不是，没有添麻烦，她可以送你们的，她送你们我还放心—我这侄女儿是比较稳妥的。”

听到他这最后一句，我呆住，我认识大伯这么多年，从没听他对我有这样一句考语，“比较稳妥”。他并不是一个严苛刻薄的人，他只是不爱褒贬，也很少对着人流露情感。

“比较稳妥”，说我。

我又忽然想起二十几年前，大伯对我其实早就有过评价，不过当时的情况，有点儿尴尬。那是年，我大二暑假，他早就计划好要把几个子侄，也就是我的堂姐、表妹、堂弟几个人一齐约到北京来，趁他有空，要带我们去游览北京名胜。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同我大姑妈，也就是他自己的大姐说：“她已经放暑假了，我叫她去火车站。”我听出来这是说我，因为次日大伯上班，他打发我去接堂姐她们。大概电话那头表示了怀疑，我又听大伯笑道：“—是的，是惯得不像样，现在都惯得不像样—但办这种事情她没问题，她脑子很活络，就是北京话讲，机灵。她比那两个机灵多了。”

我正在客厅里看书，看的是大伯指定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种高级货根本看不进去，那时最喜欢的是“飞雪连天射白鹿”。听见他夸我机灵，我差点美哭了，差点唱出来，真的，感恩的心。要说我堂姐表妹，这两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把她们派进我们家族、安插在我两边的，一文学霸，一理学霸。多少年来我好好地在成都待着，跟她们千山万水隔着，也躲不了她们在学业上捷报频传。后来我脸皮也老了，也常跟她们打趣，向表妹说：汝姐不如吾姐。向堂姐说：汝妹不如吾妹。套用孔鲤说孔子孔伋的话，卖弄取笑一番，但心里总还是酸楚的。今天忽然听见大伯替我说话，真激动不已。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那两个是读书人。”

那两个是读书人。读书人。我不是读书人，那么，我还是高兴得太早。我怎么不是读书人了？我这不是正在读书吗？读得那么吃力也不敢不读吗？我垂头读书，愤愤地。他打完电话走过来，也找了本书，落座道：“读到哪里了？”

“快完了，他又回了法国。”终于熬到解脱，我想。

“怎么样喜欢读吗？”

“嗯嗯喜……欢。”

“读完了就去读全集吧。”他轻描淡写。我转头看着书柜，整整一排啊，灰色布壳子的《傅雷全集》。

“啊—”我不小心叹气出声。

“怎么？不是说喜欢读的吗？”他诘问。

我想下周末绝计不能回来了，拼着不吃罗宋汤了。然而忽然又意识到自己果然不是“读书人”，他并没有说错。“难逃老夫洞鉴也”。

扈阿姨他们到最后也没要我送。扈阿姨还朝我苦笑笑，表示大伯这么落伍这么顽固咱们年轻人可也太无奈了。我记得她比大伯也就小一岁，她是他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呢。真为她高兴，听说她什么都会，在朋友圈很活跃，拍图发图配字幕配音乐，还做了好几个山头的群主。而大伯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呢—连不智能的手机都没有呢。她一边说笑一边系纱巾一边背包一边往外走，这么多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得像个缅甸古典舞蹈家，连后脑勺、后脖颈、后背、后腰、后脚跟都生机勃勃，以至于她出门半天了我眼前还有她的一个人形，和一缕裙纱。

转头再看大伯，他正在把几本书收回书架，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拿着书努力往里面塞。房间里骤然静下来。尽管已经到夏末，却还是有点燥，他们之前把窗帘拉上了，没拉拢，留了一道缝儿。就这一指宽的明亮已经很耀眼。他逆着光，在暗色窗帘的背景上整个人被金边压缩小了，比以前小了不止一号。他背对着我，一直不转头，恐怕不是很想说话。但也许他是忘了我在房间里。我一时也找不出话，埋头收拾他们吃残的水果碟子。这里的静不是安静，是寂静了。

“上个月老朱走了。”他忽然转过来说。我看不清他的脸，他好像有一点点微笑，眼睛却不看我看着手里的书。

“啊，朱伯伯？”

“对的。你记得吧？”

“记得啊，怎么不记得，朱伯伯。”

“上个月初。他们刚才来讲的。”他又转过去塞书，半天塞不进去，举着书的手悬在半空里，剧烈地颤抖着，像个京剧演员在程式化地表现震惊和悲伤。他的帕金森综合征在最近三年中越来越严重。

朱伯伯是大伯最好的朋友。从大学同学开始，十八岁玩到八十岁。每次家里请客都有他，不用特意去请，他的席位是长年固定的，甚至在餐桌上的位子也几乎是固定的，离厨房近，因为偶尔要他搭把手运输菜肴，或者大伯遣他去灶上看火候。本来这项工作是他做，后来他移交给我了，我印象很深。他对大伯也是一样。那些年大伯一个人生活，因为大伯母和我堂哥都出国了，大伯成了留守男士。多少顿年夜饭他都一定要他去家里，不去也得去，他就不让他一个人过年。

他去世后一个月他才听说。

大伯没有手机就这个不方便，人家打他家的座机总没人接听，多几次也就放弃了吧。特别相熟的人知道他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终于还是住进了敬老院，彼时尚在适应，料想心绪也不会太好，也都不愿意把坏消息及时通报给他，宁可暂时不联系。所以大概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

“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总有大半年了，之后呢我们两边身体都多少有一点问题，再也没见过。”

“他比您大两三岁吧我记得？”

“一岁零三个月。—他以前还打篮球呢，都以为他不知要长寿到多少岁了。”

“是，我记得他黑黑的，好像很矫健的样子，他那时候也有六十多了呀。”但我知道朱伯伯是喜欢抽一点烟的，背着朱伯母。有次他藏在厨柜顶上的半包烟被发现了，朱伯母发好大脾气，星期六晚上打电话给我大伯，历数朱伯伯几十年来的种种违规胡闹，叫大伯帮忙规劝，肯定多少也有点一下大伯的意思，猜到他们之间有包庇。那晚我们正在看电影频道演的《之金手指》，快到结尾最关键的时候。大伯跑去过厅里听电话，在电话这头不停地说：“哎呀怎么会怎么会？居然这样？哦哦对对。这样下去怎么行怎么行？”口气很吃惊很义愤。等放下电话我又听他自言自语道：“怎么放到厨柜顶上了……原来都放在书柜顶上的啊……”看见我看他，他又道：“抽烟是不对的！糟糕极了！早就跟他讲过多少遍！这老朱确实不像话—害得我电影也看不好。”算起来，这已经是二十六七年前的事。

“我给你的那本书是他送我的。”大伯说，“雨花石。”他看着我，等我反应。我当然记得那本雨花石图册，因为大伯当初自己很喜欢，看见我也爱不释手，警惕道：“我此时还不能送给你，我自己还没有看够呢！”隔了至少有半年，我有次回去，看见我床头柜上搁着这本，他说：“拿去吧。”想是终于看够肯放手了。

那本《雨花石图谱》我真喜欢，得不到石头看看图片也行啊，原来旧主是朱伯伯。对了，他喜欢玩石头，大伯书桌上的一块贺兰石也是他送的，上面有一条粉青色的斑迹，像浓浓一笔重彩画上去的，很别致。大伯原说要拿去请人雕砚台，后来发现做水晶肘子用来压肉更合适，分量、形状可谓天造地设。然而另作他用却没有告诉朱伯伯，是我不小心说漏嘴败露的，朱伯伯一开始直跺脚，一定要讨回去，大伯心虚不理他，他说了几句也就算了，大概也是想到水晶肘子的美味，终究吃人家的嘴软。

朱伯伯走了，大伯没能送他。

书柜里大概没有余地，大伯费力半天，终于还是把手里那本书撂在茶几上，坐回沙发里，好像有点累。我捡起书来翻了一下，看见封二的作者照片，是朱伯伯。

“你要看吗？你不会要看的。太专业了。”大伯说。我翻到后面一看，果然是我看不了的。我没答话，只把书塞进书柜。书柜哪里没地方了，有的是地方。

阳光太强，我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窗外的风景。并没什么风景。只有几棵旱柳披头散发地站在那儿忍受着炙烤，远处传来知了叫，嗓子都叫劈了。旱柳树老让人联想起干枯的河滩，茫茫白地，北方平原的荒凉。

“最后他是脑梗。”大伯说朱伯伯，“他们说他血脂高，其实他还没有我高呢！”他有点愤愤不平，替朱伯伯冤。“但是我也有一点后悔，年轻的时候太没节制！肥的、油的、甜的吃得太多。”他抬头看住我，“你要吸取教训哪！我们家的人全都有这个问题。尤其你，你说你有没有？”忽然火星落在我头上。

我算起来这辈子爱吃的几样菜，多数都是他之笑谓“粗鱼笨肉”，不由得愧悔。但马上又想到，咦，都是大伯您带领我走上歧途的啊！红烧牛尾、油大虾、生炒排骨、水晶肘子、拆烩鱼头、罗宋汤这些的，我不都是跟您学的？怎么叫尤其我。

“我现在认识到大概已经太晚了。”他沮丧道。

“不晚啊，上次体检医生也没有格外警告这个问题吧？可见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

“是没有说更多，但我总还是要改变。”他叹，“我还要多喝水—你把那杯水给我。”马上接过去喝了几口，表示从此洗心革面。我受到感染，也翻出包里的矿泉水猛喝。房间里很静，能听见两组清晰的咕嘟咕嘟。喝罢我们都不吭气儿，各自发愣。好一会儿我清醒过来，才想起今天来了到现在，连一句正式的问候都没有呢，探访的步骤全给打乱了。

“您在这边还住得惯吗？”他住进来已经有半个多月，我爸说他一开始不喜欢，不知现在适应得怎么样了。

“这里什么都好，人家服务很好，随叫随到的。”大伯说。我放下心，回去禀告爸妈好教他们也放心。

“就一个，我吃不惯。”

“没有肉吗？”我很了解他。

“不能讲完全没有，不客观，但是都切成肉丁肉丝了。”

依我们家的说法，凡切成肉丁肉丝的肉就不能再叫肉，不配，丧失了肉的名誉，被逐出肉门，甚至是一种对肉的糟蹋和辱没。

“……是不是人家有规定啊，要控制血脂胆固醇之类的？”

“难吃极了。”他蹾了一下手里的拐杖，地上发出闷闷的“咚”的一声。

好了。这就是最坏的评价了。大伯虽然不大夸人，批评人的语汇却也一样贫乏，他平生只顾讲理，认为诸事皆可讲理，皆须讲理，道理讲明好坏自现，他的评价感慨都在讲的过程中蜻蜓点水般闪一闪，情绪化的表述在他实在是罕见的。所以“难吃极了”我一听就咯噔一下，知道他必已忍受很久，快要忍受不了了。

“啊我怎么没想到！”我很懊恼，心里狠狠搡了自己一下子。这次毫无准备，等下从敬老院出去还要赶飞机，再多恨憾今天只得先压着。“下次我带来。”我简短道。

“你带什么？”大伯微微抬头。

“我带炖肉？”

“怎么炖？”

“就原来您在家里那么炖嘛—行不行？”

他点了一下头，就一下。“买的时候不要选柴的。该放什么都放进去好了。糖不能太少，不然不对了。要浓一点。”他说。